何谓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该如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

要以系统的思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都市圈，形成城市群，发展经济带，规划经济区，培育增长极，构建彰显优势、各具特色、相互耦合、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城市影响的范围谓之城市圈。

全国30%以上的人口集聚在十大城市群，60%以上的GDP产生于十大城市群，可以说，十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支柱。对较小的区域施加影响，效果可能就好很多。人们可以对很大的区域进行规划，可以施加影响，但影响力有限。来源：《开放导报》2021年第4期 进入 肖金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区域发展 。建立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应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导向，以区域协调发展为总战略，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

减弱虹吸效应，增强辐射效应，避免一市独大，需要通过规划来实现。因此，要对经济区进行科学规划。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表2中报告了回归的结果。

此外，本文强调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及其高发性，其失业保障问题不容忽视。研究团队从该平台上的10万以上活跃微信用户中筛选出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访者并进行追踪调查。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防控措施反而有放松的趋势。其次，我们进一步分析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与各省(6月中旬和11月底)的复工率之间的关系。

Wang et al. (2020)在一次针对中国居民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封城期间中国居民总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以及压力感均显著上升，且女性与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尽管公式(1)中的从业人员个体固定效应有效地排除了个体、地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日期固定效应排除了共同时间趋势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但是仍无法完全解决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宏观经济对不同个体和地区的短期冲击。

由此可见，一级响应强制性要求停工停产，二级响应则要全面推动复工复产，两者的政策口标存在方向上的差异。FE模型设定如下：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使用FE模型处理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及地区特征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可能存在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响个体的就业情况和心理健康，比如宏观经济冲击等。Brodeur et al.(2020)利用谷歌搜索数据发现，在封城期间，欧洲和美国人对关键字无聊孤独焦虑和悲伤，的搜索频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并推测是封城措施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分地区来看(图2一C)，上海、深圳和广州，复工趋势与总体趋势相符，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更为严格，复工进度明显滞后于其他一线城市。

(二) 就业变化趋势与失业率测算 表1中描述了2019年底的从业者在2020年3月初、6月中旬和11月底三个时点的就业、收人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预测，2020年OECD国家GDP下降6%-12% (OECD,2020)。但分析表明心理冲击具有短期性，失业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在2020年末有了明显的好转。2020年6月中旬，研究团队对全部样本进行了第一次追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93. 5%。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interm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LO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损失4亿个就业机会(IL0,2020)。同时，失业会显著影响从业者的心理健康。

韩国则没有实施大规模封城，而疫情的扩散对其就业存在直接冲击，即感染人数每增加千分之一会导致2 % -3%的就业下降(Aum et al., 2020a )。此外，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失业率高于城市本地劳动力，证实了这一群体确实存在的失业问题。

除非特殊的口标要求，在这个层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利用2020年3月、6月和11月的三期调查数据，本文构造了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 FE)模型，分析工作状态变化、收人变化、感染概率变化对不同维度心理健康测度的影响。数据显示，2020年从业者的劳动收人较去年同期有显著的下降，2月份的劳动收人是去年同期的64. 4%，平均收人下降幅度达36%，到5月从业者的平均收人明显提升，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1. 7%。但是考虑在8个月的分析区间内，发生对不同地区或个体的异质性冲击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因素可以被忽略，即使存在也不会带来显著的识别偏差。根据11月底的第三期调查中提供的信息，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失业的标准定义测算的从业人员失业率为4. 4%此外，根据全部三期数据的工作状态变化情况和追踪率，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基于基期5674个样本的11月底的失业率，其可能范围在2.6%-7.6%之间。但不容忽视的是，截至2020年末，疫情对就业市场的短期冲击尚未完全消失，周期性失业问题需引起重视，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务仍存在挑战。

11月底，研究团队对样本进行了第二次追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95. 1 %。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

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越长，复工率越低，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自2020年上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超过5600名从业人员的动态就业信息，系统地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Gualano et al.(2020) ,Rossi et al. (2020)和Aragona et al. ( 2020)的研究发现，意大利封城期间当地居民的抑郁与焦虑症状均明显上升，总体睡眠质量下降，失眠症状增加。图4(左)显示，在包含了京津冀三地的前提下，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美国是一个特例，其确诊人数从2020年3月到12月持续增加，无明显放缓趋势，截至12月底确诊人数逼近2000万，每日新增病例达20万，为世界之最(WH0,2020)。这与第三部分中阐述的疫情封闭政策导致复工进度放缓的结论是一致的。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和经济下行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如图所示，从防控效果来看(见图1中的实线)，中国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二) 就业受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此前的分析发现，疫情与封城等防控措施放缓了复工进度导致部分从业者无法及时复工甚至失业。而美国在防控手段失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松了防控，导致了疫情的更大范围扩散和失控。

印度在2020年3月24日宣布实施史上最严格的封城，此后近13亿印度居民暂停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活动，Lee et al. ( 2020)发现印度的封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居民收人下降了57 %，工作时间减少了73 %。根据牛津大学防控政策追踪网站(OxCGRT)收集的信息，普遍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主要有六项，包括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共集聚性活动、下达居家隔离令、暂停市内公共交通运行、限制国内跨区域人口流动及国际旅行等各国政府在采取以上防控措施的种类选择、实施强度和执行时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但是需注意的是，以上测算是对从业人员就业状况在不同时点上的比较，无法对全国整体的失业率进行推算。其累计确诊人数在防控措施执行30天内达到了8万后便稳定下来，不再明显增长。

因此，一级响应降级的时点可以被认为是在政策上鼓励复工、恢复劳动力市场活力的重要拐点。对于失业和收人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建议通过转移支付、就业扶助等政策手段尽快提高其福利水平和获得感。10月的平均月劳动收人经测算为5867. 1元，为去年同期的85. 2%。从全国整体复工趋势来看(图2-A)，从2020年2月初到6月中旬，复工率持续上升。

比较6月中旬和11月底的二者关系来看，11月的拟合直线斜率减小，说明防控措施的影响具有短期性，随时间推移影响减弱。4  Aum et al.(2020b)以韩国为例比较了不同类型防控措施的效果及其经济成本。

表3第(1)一(3)列是对心理健康总体分数的回归结果。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不同就业群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

全国各省平均一级响应的持续时间为45天，即因疫情防控，平均有一个半月的生产活动是停滞的。此外，由于国外疫情防控普遍失利，2020年末开始了二次暴发，防控任务仍非常艰巨。